提要：城市居住空间分布形态是城市社会学的一个核心议题。探究当代中国城市居住空间分布形态及其形成机制，对于我们理解当今中国社会的运行逻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尝试从“相似性”和“流行性”两个机制出发，建立一个理解当代中国城市居住空间形态的解释框架。研究结果发现，户籍和社会经济地位对于“相似性”和“流行性”这两个机制具有显著的影响。从静态的居住形态来看，外地户籍居民在居住空间分布上更倾向于“相似性”，本地户籍居民在“流行性”上具有明显的优势；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可以有效降低“相似性”特征。从动态的居住迁移过程来看，“流行性”特征在居住迁移过程中得到增强。但与预期不一致的是，外地户籍居民的“相似性”在迁移过程中反而得到了强化。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 居住隔离 居住迁移 户籍 社会经济地位

一、导论

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等各项社会进程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结构，也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改革开放40年以来，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城市居民的居住模式也有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城市中原有的以单位制为主要特征的居住模式逐渐转变为以市场化商品房为主的居住模式，城市居民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了自己的住房选择。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迅猛发展，城市居住空间分布发生了巨大变化。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极大加速，大量人口涌入沿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大城市。由于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限制，这些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的外地人口很难获得当地户籍，无法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待遇，在购房等诸多方面都受到明显的制约。由于就业、收入、住房、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差异化对待，外地户籍进城人员在居住空间形态上形成了特定的集中居住区域，外地户籍与本地户籍在居住空间上形成了明显的居住隔离状态。

在上述机制的影响下，随着城市居民的人口特征日益多元化，城市内部居住空间的差异性也日益明显。如在上海，既有带有单位制色彩的老公房小区，也有大量新建的商品房小区，还有很多外来人口聚居的小区。这些不同特征的居住小区构成了当今中国城市的空间居住模式。剖析当代中国城市居住模式的空间状态及其背后的动力机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的社会运行逻辑，提出具有本土化意涵的社会研究议题，从而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社会学提供坚实的经验材料。本文以上海为案例，尝试从上海的居住空间模式特征入手，探索形成这一模式的动力演化机制，深入了解当代中国大都市特有的结构性特征。具体而言，本文尝试使用一个城市空间模型，融合不同数据来源，包括政府大数据、网络大数据、传统的随机抽样调查数据等，探索具有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居民在大都市中选择居住地点所遵循的不同逻辑。

二、文献回顾

（一）居住与城市空间形态 

城市居住空间形态研究一直是城市社会学关注的重要议题。从经典的居住隔离议题开始，西方学术界在这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探索，并形成了人文生态学派、新都市社会学派等诸多流派，也产生了空间同化理论、族裔经济理论、居住分层理论、居住偏好理论等各种不同的理论范式。虽然这些理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指出在城市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同人口特征的族群往往选择不同的居住地点，形成了不同的居住模式，从而在宏观层面形成了不同的城市空间形态。在这些不同的居住模式和城市空间形态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芝加哥学派提出的“同心圆”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城市人口快速增加。随着城市居民异质性的增加，城市居住空间日益复杂化。对于城市居住空间模式的研究，国内学术界积累了很多研究成果。从当今社会来看，城市住房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热点和学术研究议题。房产既是当代城市居民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社会分层的重要维度，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认同和社会信心。

随着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大量外地人口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外来人口在住房市场上的劣势地位导致他们往往聚居在一起，与本地户籍居民形成了明显的居住隔离现象。随着城市住房市场化程度加深和产业结构变迁，外来人口的空间聚居结构形态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是，新近的分析发现，在很多大城市，外地户籍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之间的居住隔离现象并没有明显减少。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数据都表明，外来人口已经成为影响当代中国大都市居住分布形态的重要因素。外地人在城市中的聚居行为除感情因素之外，也具有实质的社会支持效果，反映了流动人口的理性选择结果。研究发现，同乡聚集对农民工收入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使在控制个体异质性和自我选择因素之后，越倾向于同乡聚集的农民工，从同乡聚集中获得的收入回报越高。

外来人口的聚居社区在空间形态、功能结构和演化机制上都具有明显不同于城市主流社区的特征，往往是与外来人口的地域和职业特征紧密结合。如北京“浙江村”的情况表明，很多城中村并不仅仅是一个居住意义上的聚居地，而更多是一个产业与居住合二为一的特殊场域。外来人口在充分利用乡土性资源的基础上，将居住与产业组织形式耦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城市景观。

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书影。图源：豆瓣。

（二）城市居住空间形态的形成机制

关于城市居住空间模式的研究都隐含着对不同空间结构形成的动力机制的探索。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美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与20世纪初期美国社会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随着芝加哥等大都市的快速崛起，美国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社会议题，如种族、贫困、犯罪、居住、公共卫生、教育等，促使当时的社会学家将目光转向他们生活的城市，并以此为研究土壤来理解当时的美国社会。芝加哥学派的入手点即是关注当时芝加哥这个大都市的空间形态，希望在描述不同种族和不同社会特征人群在城市中居住空间模式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化抽象，并建立生成这一模式的动力学机制。

Park,R.E.,Burgess,E.W.&Mckenzie,R.D.,TheCity书影。图源：Bing

早期的同心圆模式、随后出现的扇形模式和多核心模式，以及后来进一步发展出来的社会区分析都体现了这一努力。芝加哥学派对于不同城市空间居住模式的探讨并不仅仅停留在对实证模型的描述上，而是认为在所有这些空间模式背后都隐含着生成这一模式的动力机制。正因其对城市空间形态的解释机制带有非常明显的生态学色彩，并试图使用生态学的逻辑来模拟城市中具有不同社会特征人群的居住选择，以及这种居住选择所形成的宏观性的结构图景，芝加哥学派又被称为“空间生态学派”。后来发轫于欧洲大陆的新都市社会学派对于芝加哥学派的主要批评是认为其过于关注空间形态，是一种空间拜物教。这种批评某种程度上忽略了芝加哥学派在描述城市空间居住模式背后隐含的动力机制探索和理论化尝试。

相对于美国学者而言，欧洲学者更加关注城市空间形成过程中的动力机制。新都市社会学更加注重城市空间所蕴含的权力和资本不平等以及这些要素对于城市空间的形塑作用。这一学派尤其强调权力和资本在塑造城市空间形态过程中的作用，认为城市的空间形态是资本运作的结果。从不同阶层来看，城市中的住宅与阶级形成和阶级冲突具有重要关联。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资本积累导致生产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分布，也导致了工人阶级在居住空间上的大量集中，从而形成空间分异。城市空间本质上体现一种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城市”对城市空间的影响日益重要，这体现了资本主义力量在全球的扩张与复制。

从城市社会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流派来看，虽然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关注点和分析思路各有差异，但都试图从城市居住空间形态入手，探究不同空间形态背后所蕴含的社会动力机制，以此来理解城市社会的基本运行逻辑。社会过程的动力机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社会学一直试图找到更好的理论和方法来处理这一议题。科尔曼在他的巨著《社会理论的基础》（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中花费大量篇幅，试图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建立一个逻辑框架，来解决宏观社会结构与微观行动者选择之间的冲突。他提出要真正建立一个具有理论意义的因果解释机制，需要包括理论层面的逻辑演绎、可观测的微观行动者的具体行动、宏观层面的社会过程等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他的理论框架“科尔曼之舟”就是用来形容这样一个勾连宏观与微观、注重社会过程和动力机制的因果解释机制。

社会科学研究的因果解释链条往往指向宏观层面的社会过程，但在现实的研究实践尤其是量化的经验研究过程中，模型的分析单位往往集中于个体层面。从具体的研究过程来看，当今的社会科学研究日益依赖微观数据进行模型分析。在这种情况下，依赖个体层面所建立的数据模型与试图解释的宏观层面的社会过程之间可能存在逻辑上的困境。为了解决这一困境，需要探索新的数据方式、新的实证分析模型，需要重新思考我们的分析逻辑和解释框架。如谢林对于居住隔离的讨论使用了社会模拟的方法，体现了关联这种微观行为与宏观社会过程的努力。他使用动态化的模拟方法，力图将行动者的微观选择纳入模型，并使用每个行动者微观选择结果来进行累积，然后观测这一系列行动之后所产生的宏观社会结果。通过这种方法，他模拟了个体的住房选择如何导致了在社区层面上的居住隔离状况，以此来理解宏观层面的城市居住空间模式。

谢林（Thomas Crombie Schelling）。图源：Bing。

上述研究思路提醒我们，对于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而言，仅仅对不同的空间分布形态进行描述是不够的，需要更进一步解释这种空间形态背后所蕴含的社会过程和逻辑机制。因此，本文尝试建立一个可以用来解释城市居住空间形态的逻辑框架，以更好地了解当今中国都市社会的运行机制和社会过程。

三、研究假设

对于城市居住模式的研究，学界提出了多种模型来进行描述，也尝试了多种理论，试图建立一种微观的个体行为与宏观城市居住形态之间的解释机制。这些尝试多数是建立于西方都市的历史背景之上的。对于当代中国大都市的居住模式及其解释机制，虽然也有不少学者进行了尝试，但是尚缺乏一种系统性的解释框架来进行统合。

2012年，《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双曲几何空间中生长网络模型的文章，为我们理解城市的空间居住形态与动力演化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这一分析模型中，城市空间可被视作一个双曲面的庞加莱圆盘：城市中心人口密度很高，随着距离城市中心的距离增大，人口密度逐渐下降。这一假设在很多城市是成立的，通过上海的人口密度图可以明显看出，当我们把人口密度加入地图，中心城区大大膨胀而外围被挤压，非常符合上述逻辑。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在这样一个双曲几何空间中，任何一个新节点要进入城市，它所新产生的新节点与原有节点之间的连线构成一个双曲圆，在双曲几何中可以理解为新节点与原有节点之间的双曲距离最小化。要满足这一点，这个新加入的节点，要么靠近网络中心，要么靠近原有节点。作者将这两种机制分别命名为“流行性”机制和“相似性”机制。新节点与网络中心之间的距离越近，越体现了“流行性”机制；两个节点越靠近，越体现节点之间的“相似性”机制。一个新节点要进入原有的城市空间，要么选择流行性，靠近网络中心；要么选择相似性，靠近与自己相似的节点，如老乡找老乡。

这样一个城市空间模型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大都市的居住空间模式及其动力机制提供了有益的提示。在当代中国的城市居住问题上，不仅存在着明显的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隔离，即使在外地人之间，也存在非常明显的社会分层效应。具有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外来人口在城市中与本地人的居住隔离状况存在截然不同的情况。因此，对于中国复杂的社会形态，仅仅使用单一的解释机制来理解可能是不足够的。即使是外地人在城市中的居住模式，也可能遵循不同的内在动力机制。如果我们将城市视为一个双曲的空间结构，当一个新居民进入城市选择居住地点时，他面临两种不同的选择策略：或者选择靠近老乡的地方，如“老乡找老乡”，通过老乡之间互相关照扩大自身的社会网络；或者是选择靠近网络中心或者公共资源丰富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有着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多的公共设施服务、更多的娱乐设施等等。这两种都市居住选择逻辑在已有的研究中都有所发现。

早期对于农民工的分析表明，由于缺乏必要的人力资本和社会网络，或者由于节省房租等原因，外地人进入大城市后，往往选择与老乡同住，甚至形成很多聚居区，西方与中国学界都有大量关于这一点的研究成果。另外，同样有研究表明，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就在于寻找不同于农村的生活机会，如更多的文化娱乐信息和工作机会等，城市中越靠近中心区域的地方，这些要素越密集，所以有很多年轻人宁愿忍受高额的房租和恶劣的居住条件也要挤在中心区域，因为这里充满了密集的信息和公共服务。另外也有研究发现，进入城市一段时间后，很多人会搬离原有的社区，迁移到具有更好公共资源的社区。根据上述逻辑，本文的核心假设是，在当代中国城市的居住模式上，“相似性”和“流行性”这两个机制共同形塑了城市空间结构，而具有不同社会特征的群体遵循不同的机制。

从不同的户籍来看，由于外地户籍在城市社会中的各个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劣势，所以本文假设户籍对于“相似性”和“流行性”这两个机制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

假设1：相对于本地户籍居民，外地户籍居民在“相似性”机制方面更加明显，同时在“流行性”机制方面处于相对劣势。

已有的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的居住隔离并不仅仅是户籍层面的隔离，背后隐含着更深刻的社会阶层的影响机制。一项使用上海市实有人口数据进行的分析表明，虽然从总体上外地人与本地人之间存在明显的居住隔离，但如果进一步将社会阶层纳入分析会发现，白领移民与本地人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居住隔离，居住隔离仅仅发生在蓝领移民与本地人之间。也就是说，上海的居住隔离，更多是一种社会阶层的隔离，而不仅仅是户籍层面的隔离。这一发现提醒我们，不能忽略城市居民的内部异质性，仅仅从户籍角度理解当代中国城市的居住空间形态是不够的。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在选择居住地点时可能会遵循不同的原则：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更可能遵循“相似性”机制，通过“老乡找老乡”，选择靠近自己老乡的地方居住；而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更可能符合“流行性”机制，追寻城市的灯光，选择更多公共服务的社区。因此，本文进一步假设社会经济地位会影响到“相似性”机制和“流行性”机制。

假设2：低社会经济地位遵循“相似性”规律，而高社会经济地位遵循“流行性”规律。或者说，无论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户籍，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会降低“相似性”而提高“流行性”。

对于城市居住模式的分析需要考虑微观行动机制与宏观结构模式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城市居民通过在城市中的居住迁移，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原有的居住模式，也可能改变了“流行性”与“相似性”机制。根据“同化理论”，移民群体在进入城市生活一定时间之后，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可能会搬离原有的老乡聚居社区，而搬入本地居民社区生活，以便更好融入当地社会生活。根据这一逻辑，城市居民通过居住迁移可以获得更高的生活条件，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生活，从而改变原有的居住空间逻辑。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在居住迁移过程中，城市居民会降低“相似性”特征，而提高“流行性”特征。

假设4：在居住迁移过程中，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因素会促进居民降低“相似性”而提高“流行性”。

四、实证分析策略

（一）数据

本文使用的核心数据为“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简称SUNS）。这是一个包括社区、家庭、个人的多层次追踪调查数据。截至2019年底，“上海都市社区调查”已经成功执行了4次大规模抽样调查，包括“居村调查”（2015）、“住户调查”（2017）、“社区观察”（2018）、“住户追踪调查”（2019）。本文使用2017年的“住户调查”数据。2017年的“住户调查”数据，随机抽取上海市的190个居（村）委会，从每个居（村）委随机抽取30个家庭户，对其所有家庭成员进行调查。最后完成5102份家庭问卷、8631份成年人问卷和1892份少儿问卷。调查样本的抽样分布情况如下图所示（图五）。

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UNS)2017年抽样分布，图源论文原文。

由于单纯的抽样调查数据难以有效测量“相似性”和“流行性”的概念，本文尝试融合不同数据格式，进行混合数据的实证分析。以2017年“上海都市社区调查”数据为底板，外部加载不同来源的数据。本文中使用了上海市实有人口数据和高德地图的地理信息兴趣点（POI）数据。所有数据的时间节点都是2017年。然后将这些外部数据与“上海都市社区调查”数据进行匹配。

（二）因变量

1.相似性

根据“相似性”机制，外来人口进入城市之后，会选择居住在老乡聚集的地方或者老乡住所的附近。我们使用上海市的实有人口数据，来构建“相似性”的测量指标。

为了测量老乡聚集地对新进入节点的影响效果，居住隔离的测量指数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益的视角。邓肯等人于1955年提出了经典的居住隔离指数测量公式： 

这个指数在0-1之间：0表示完全均衡，即在每一个分析单位中，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相对比例与整个城市的相对比例相同；1表示完全隔离，即在每一个分析单位中，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相对比例与整个城市的相对比例相同；1表示完全隔离，即在每一个分析单位中，要么全部是本地人，要么全部是外地人。根据这一逻辑，我们进一步使用局部化的隔离指数来计算每个村（居）委中外地人的相对比例：

其中xi和yi分别为第i个村居委中外地户籍人口和本地户籍人口的数量，X和Y为全上海的外地户籍人口数量和本地户籍人口数量。DI的数值大小可以理解为在一个居住区域之内，碰到一个外地人的相对比例高低。一个村居委中外地户籍的相对比例越高，DI指数越大。

2.流行性

根据“流行性”机制，新的节点进入城市之后，被城市中心所负载的密集的信息、资本、公共服务等要素吸引，会选择居住在更接近中心区域的地点，或者靠近特定的公共服务设施（如学校|新莆京·官方app下载、医院、公园、艺术场馆等），以便获取更好的生活机会和公共服务。因此，我们使用高德地图的地理信息兴趣点（POI）数据，计算每个村居委周围的公共服务设施，并根据《地理信息兴趣点分类与编码》对公共服务类设施进行编码，选取“日常购物”“医疗保健”“教育就学”“健身休闲”“文化娱乐”“城市交通”“便民服务”这7类公共设施数据加总的数量作为“流行性”的测量指标。

公共交通，图源：pexels。

（三）自变量

一个核心自变量是户籍，按照现在户籍状态，分为上海户籍和外地户籍两个取值。另外一个核心自变量为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根据假设，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在选择居住地点的时候会遵循不同的逻辑机制。对于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社会学已经有无数的研究成果，本文选择教育（受教育年限）、收入（月收入对数）、职业（划分为白领、蓝领、其他三类）这三个核心维度进行测量。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居住区县。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基本描述见下表（表1，未包括区县分布）。

表1 对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单变量描述

五、数据结果

（一）全样本：居住的空间分布形态

从居住隔离指数与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两个指标来看（图2），不同户籍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外地户籍所居住的社区具有更高的居住隔离指数和更少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在具体的分布形态上（图2，右边两张图）也可以看出这种明显的差异。从居住隔离指数的分布来看，多数本地户籍居民生活在居住隔离指数小于0的社区，表明他们更多和本地人生活在一起，而外地户籍居民则有更高比例生活在居住隔离指数大0的社区。从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看，外地户籍的分布更集中在左侧，意味着外地户籍居民生活的社区周围具有相对更少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

可以看出，外地户籍与本地户籍的居住模式具有明显不同，外地户籍居民的居住模式更倾向于服从“相似性”机制，而本地户籍居民则更服从“流行性”机制。

不同户籍的“相似性”与“流行性”指标，图源论文原文。

这一模式在回归模型中同样可以得到验证。以现居住地的居住隔离指数和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作为因变量，考察户籍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效果。根据前面的假设，不同户籍和社会经济地位在这两个机制方面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从回归结果来看（表2），户籍在所有模型中都是非常显著的，而且符号与预期一致。

表2 对于“相似性”和“流行性”的回归结果

户籍是影响上海居住模式的重要因素：与本地户籍相比，外地户籍对于居住隔离指数具有正向作用，对于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具有负向作用。这一结果与上述描述分析是一致的，也符合前面提出的假设（假设1）。从社会经济地位来看，教育和收入的作用比较明显，而职业的影响效果比较弱。更高的教育年限和收入水平会显著降低居住隔离指数，增加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也就是说，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会降低“相似性”而提高“流行性”，这也与假设一致（假设2）。

从户籍与社会经济地位的交互作用来看，社会经济地位对于“相似性”的降低效果在外地户籍居民中的作用更加明显。在居住隔离指数的模型中，加入交互项之后，户籍与社会经济地位各个指标的交互项是显著负向的，意味着社会经济地位可以显著降低居住在一个外地人社区的概率，同时，这一作用机制对于外地人更大。从交互项的系数数值来看，其绝对值比主效应要高，说明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居住隔离指数的降低作用，对于外地户籍的影响效果远远超过了本地户籍。举例而言，同样增加一年的教育，外地户籍居民在居住隔离指数上减少的幅度是本地户籍的两倍多（假设3）。

户籍与社会经济地位的交互项在对于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回归中不显著，说明社会经济地位对于“流行性”机制的影响机制在不同户籍居民中并不存在明显差异。相对于本地户籍而言，外地户籍具有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不会明显提高其“流行性”选择。

（二）迁移样本：居住迁移的影响机制

关于本地户籍与外地户籍在居住形态上的差异，前面的分析结果更多是一种静态的结果，是由长期的个体行为选择所导致的一种整体性的呈现状态。要深入了解这一现象背后的机制和过程，需要更加详细的社会过程数据。已有的发现表明，城市居住的空间分布形态，会受到个体居住迁移过程的影响。通过居住迁移过程的数据分析，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入了解居住空间分布的形成过程。具体来说，我们关注在居住迁移的过程中，不同户籍、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是否改变了“相似性”和“流行性”的机制？比如，对于外地户籍居民来说，在居住迁移过程中是否降低了“相似性”而增强了“流行性”？

居住区，图源：pexels。

SUNS调查设计中询问了被访者的居住迁移情况，包括居住迁移次数、迁移前后的具体地址、迁移原因等。数据显示，无论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户籍，都有大约一半的居民曾经有过至少一次上海市内居住迁移的经历（图9）。

图9 不同户籍人口的居住迁移情况，图源论文原文。

通过比较最近一次搬家前后的居住隔离指数和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可以看出（图10），从搬迁前后的变化情况来看，情况与前面用全样本的情况有所不同。

图10 居住迁移前后的“相似性”与“流行性”指标，图源论文原文。

与预期不符合的是，“相似性”机制搬迁之后并没有得到弱化。从居住隔离指数来看，在搬迁之后，本地户籍居民的居住隔离指数降低了，但外地户籍出现了明显上升，说明搬迁过程并没有弱化外地人的“相似性”选择，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一机制。在上海生活的外地户籍居民，在搬迁居住地址的过程中，并没有更多选择本地人居多的社区，反而更加偏好老乡居多的社区。这一发现与假设3不符合。

从“流行性”来看，这一逻辑在搬迁之后得到了增强。无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户籍，在搬迁之后，居住社区周围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都出现了上升。从上升幅度来看，外地户籍比本地户籍要高一点。这一发现与假设3的预期是一致的。从分布情况看（图10，右边两张图），居住隔离指数的变化，外地户籍与本地户籍有所差别；而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变化情况，从分布形态上差别不是特别明显。

为了检验搬家前后的居住隔离指数和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变化是否具有显著差别，下表汇总了相关指标的统计检验结果（表3）。

从居住隔离指数来看，搬迁之后，本地户籍出现了下降，而外地户籍出现上升，不同户籍人群在搬迁前后的这种差别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从变化幅度上来看，外地户籍与本地户籍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著的，说明对于外地户籍而言，搬迁过程中“相似性”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看，搬迁之后，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都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这种增加幅度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说明对于不同户籍而言，搬迁过程都增强了“流行性”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户籍在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增加幅度上的差异是不显著的，这说明在搬迁前后，不同户籍在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上的增加，没有明显差别，或者说，在这一点上，外地户籍并不比本地户籍具有劣势。

表3 居住迁移前后的“相似性”与“流行性”指标差异检验结果

从回归结果看，这一模式更加清晰。从搬迁前后的变化情况来看（表4），外地户籍对居住隔离指数的增加幅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对于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增加幅度没有显著作用。

模型结果印证了前面描述分析所发现的基本模式。数据发现与假设3并不一致：上海市内的居住迁移，并没有导致“相似性”的减弱，反而强化了外地户籍的“相似性”机制。同时，外地户籍在搬迁过程中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增加幅度的差异不显著，说明外地户籍居民在居住迁移过程中的“流行性”原则方面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劣势。

社会经济地位的几个指标中，值得注意的是教育的影响。更高的教育水平，可以降低居住迁移过程中的居住隔离效应。在加入教育与户籍的交互效应后发现，教育对于居住迁移过程中隔离指数的降低效果，主要存在于外地户籍。对于本地户籍而言，教育水平的升高，并不显著影响居住隔离指数的变化；而对于外地户籍来说，教育可以显著降低搬迁前后的居住隔离指数的变化程度（假设4）。

在居住迁移过程中，除去教育之外，收入和职业的作用机制不是特别明显。更高的收入水平或者不同职业，对于搬迁前后的居住隔离指数和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差异，影响不大。

表4 对于居住迁移前后“相似性”与“流行性”变化的回归结果

六、结论

对于城市居住空间形态的研究，是城市社会学一个重要议题。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居民的异质性急剧增强，极大影响了城市居住的空间形态。探究当代中国城市的居住空间状态以及背后的社会机制，对于我们了解城市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尝试从“相似性”和“流行性”这两个机制，建立一个理解当代中国城市居住空间形态的解释框架。“相似性”指的是城市居民偏好选择同类人群的地点居住，“流行性”指的是城市居民偏好居住在有更多的公共服务设施的社区。本文认为，可以从这两个特征来理解当代中国城市的居住空间分布形态和动力机制。对于“相似性”和“流行性”这两个机制的解释，本文主要从户籍和社会经济地位两个分析维度展开。假设外地户籍更偏好“相似性”，而本地户籍更偏好“流行性”（假设1）；假设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助于降低“相似性”，而增加“流行性”（假设2）。

同时，本文构建了两个不同的社会过程来考察上述解释机制。一个是静态的居住分布形态；一个是（在一定程度上）动态的居住迁移过程对于居住分布形态的影响。前一个过程是考察不同户籍和社会经济地位对于“相似性”和“流行性”的累积影响效果。后一个过程则尝试从居住迁移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前面的社会过程机制，具体来说，在居住迁移过程中外地人是否降低了“相似性”而增加“流行性”（假设3）？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否有助于降低“相似性”而增加“流行性”（假设4）？

从数据结果来看，假设1与假设2得到验证。相对于本地户籍，外地户籍在居住的空间分布上更倾向于“相似性”；相对于外地户籍，本地户籍居民在“流行性”特征上具有明显的优势。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可以有效降低“相似性”特征，而且这一作用机制对于外地户籍来说更加明显。

城市景观，图源：pexels。

从居住迁移的数据来看，假设3和假设4部分得到验证。居住迁移增加了“流行性”特征，这一点符合假设3的预期；居住迁移降低了本地户籍的“相似性”，但外地户籍的“相似性”反而得到了强化，这一点与假设3不完全符合。在居住迁移过程中，社会经济地位的各个测量指标中，仅仅教育对于“相似性”具有显著的降低作用，而且这种降低对于外地户籍来说更加明显，假设4部分得到验证。虽然假设3和假设4并没有得到完全验证，但这一发现与已有的结果符合。另外一个用本省人作为老乡指标的研究发现，上海的外地人在居住迁移的过程中，“同乡聚居”效应并没有弱化，反而出现了明显强化，在这一过程中，教育水平可以弱化“同乡聚居”效应。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于“相似性”的测量指标指的是对于外地户籍的相似性，这一点对于本地户籍居民是一个相反的概念。对于假设3来说，居住迁移之后，本地户籍居民选择更少外地人居住的社区，意味着他们选择了本地人相对比例更多的社区。虽然从文中的测量指标上，本地户籍降低了相对于外地人的“相似性”指标，但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也意味着本地户籍居民增强了与本地人的相似性。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假设3的数据结果理解为，无论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户籍，在居住迁移之后，都增强了与同类群体的“相似性”特征。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使用的居住迁移数据，来源于事后回溯信息，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时序数据。这样的数据格式对于居住迁移的影响机制分析是有缺陷的。尤其是对于假设3来说，我们的数据发现与西方社会通常认为的“同化理论”有所差异。

这一结果背后的逻辑机制何在？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于外地户籍居民而言，他们在城市中的居住选择和居住迁移，都具有非常强烈的自选择性，这种自选择性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假设3？现有的数据很难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建立一个长期追踪的调查数据，跟踪不同居住迁移时点的状态，才能更准确地揭示这一社会过程背后的逻辑机制。

同时，由于中国特定的户籍制度，本地户籍与外地户籍在城市住房市场上的情境差异非常大。上海的数据显示，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面临完全不同的住房市场和迁移逻辑。

从住房情况看，本地户籍绝大多数是自有产权，而外地户籍则被限制在租房市场中。从居住迁移的原因来看，本地户籍主要是改善住房等主动搬迁，而外地户籍主要是由于工作原因等导致的被动搬迁。这种差异显著的住房产权市场，对于不同户籍居民的居住迁移，可能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从整个城市的居住空间分布形态来看，这种分隔的住房市场会产生什么具体的影响效果，需要更加细致的数据加以检验。

另外，本文提出的“相似性”和“流行性”两个机制，从测量角度来看，仍然存在问题。本文选择的两个测量指标，在多大程度上真实表达了这两个机制，以及是否可以找到更加精确的测量指标，都需要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不断探索。

本文的研究仅是尝试建立一个整体性的分析逻辑，在不同的社会过程中考察不同机制的运行逻辑，以及在勾连个体微观行为与宏观社会状态之间进行尝试。这种努力，对于这个宏大的研究议题而言，只能希望是一个有益的开端。希望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能够更好地厘清当代中国城市社会中不同人群进行居住选择的深层逻辑、这些逻辑如何在不同社会过程中发生和运作的，以及微观层面的个体行为选择如何形塑了宏观层面的城市居住空间模式。

文字编辑：洪嘉颖、许欣瑜

推送编辑：王天行、毛美琦

审核：田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