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街头是社会学视野下一个持久的关注焦点。本文首先回顾了街头研究的历史，尤其是芝加哥学派城市生态学视角下的一系列研究实践、后芝加哥时代美国城市社会学以街头为核心的城市民族志研究传统以及最近街头研究的文化转向。其次，本文也试图对街头在当代中国社会动员、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实践中的相关含义进行概要性的解读。本文认为，作为一个重要的兼具物理性和社会性的空间，街头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仍然有其核心价值。

关键词：街头；芝加哥学派；城市民族志；文化转向；社会动员；社会治理

一、前言

一个城市的公共社会生活，大多是以街头为背景的：有时候，街头是展示族群文化特征的主要场域。研究族群聚居区的学者们往往沉迷于社区族群文化特征的空间化和符号化，如对宗教建筑、民俗信仰及其外化表现(如节日中的食物体系和装饰展示)、跳蚤市场和花车游行等的关注；或者将其看作展示全球化影响的恰当背景和舞台，正如全球南方城市(cities in the Global South)商业街的店铺招牌和户外广告所展示的那样。这样一种视觉效应，经常出现在深究全球化影响的本地民族志著作的封面照片中。在另一些时候，街头所公开展示的一种重要符号体系——涂鸦——也成为相互对立的族群聚居区界定各自边界、建构族群认同感和组织认同感的主要媒介。

台北街头，图片来源：Google。

可以说，在空间的角度上，街头是西方社会学一个持续的关注焦点。学者们从自己的学科视角出发对街头进行了研究。经济史学家对城市主街(main street)娱乐产业之更替和变迁进行描摹。政治学家和社会运动研究者则把街头看作政治抗议的焦点视域——人们在物理空间中高密度的聚集所产生的身体上的亢奋状态和继发的情感唤醒、由标语牌和政治口号所达成的在场政治讯息传播、社会运动与反运动之间可见的公开对峙以及社会控制机构及其代理人公开展示并使用的合法或非法的社会制裁力量，等等，均可被看作是街头这一地点所容纳的重要动员资源或控制资源。

在当代中国学的研究传统中，也往往将街头看作和村社、家庭/宗族等较为封闭的私密空间有很大不同的新型空间，这些空间成为人们突破传统边界、与现代性相连接的重要媒介。接下来，我们将梳理社会学学术史上近一个世纪以来关于街头的典型研究，来论证我们关于街头作为核心研究场域的论点。

二、街头：芝加哥学派的天然观察实验室

在美国社会学的历史中，最早得到制度化发展的便是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他们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主导了美国社会学以田野工作为核心的经验研究传统的建立。与20世纪50年代起取代芝加哥学派成为美国社会学新中心的哈佛社会学和哥伦比亚社会学相比，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在分析单位(unit of analysis)和方法论取向上有着明显的不同。

与脱离了活生生的日常生活实践的抽象宏大理论取向或更多地以个体为分析单位的商业用户研究相反，芝加哥学派更多是以社区、邻里居住区和人口普查条块(census tract)之类的地域空间为其社会学分析单位的，并将这些分析单位的空间特征作为用来操作化社会解组(social disorganization)的具体指标，如“国外出生者的比例”和“单亲家庭的比例”等。例如，他们认为，一个社区内国外出生者的比例越高或单亲家庭的比例越高，那么该社区的社会解组程度就越高，发生各类社会问题或呈现社会病态的可能性就越高。

因此，当伯吉斯(Ernest W. Burgess)提出同心圈理论(concentric-zone theory)的时候，其理论假设便是，对任意一个邻里居住区来说，如果它和市中心的距离越近，那么该邻里居住区的社会解组程度就越高，发生社会问题聚集的可能性也越大。现在看来，我们可以把伯吉斯的同心圈理论看作芝加哥学派静态社会学视角的代表。

伯吉斯提出的同心圆模型（concentric-zone model），图片来源：Google。

而在一个长时段内观察某邻里居住区的空间社会特征的变化，即对一个包括“入侵”“竞争”“继替”等前后接续的环节在内的空间演化过程的持续追踪，则代表了芝加哥学派的动态社会学视角。

芝加哥学派所观察到的这些空间演化过程，成为我们理解美国社会城市空间之内部转型的微观基础。它们至少可以用于解释北美地区城市化进程中依次出现的如下一系列阶段性社会历史事件/进程：(1)城市转型地带作为接纳跨洲迁移人口的重要空间圈层的作用；(2)内城的贫民窟化和居住隔离现象；(3)代际社会流动和各移民族群在越轨经济中的梯次替代；(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富裕社会”的美国所发生的全国性郊区中产阶级化；(5)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和内城士绅化进程(inner city gentrification)；(6)20世纪80—90年代硅谷之类的新城市形态(edge city)的兴起、卫星城建设、跨洲中产阶级投资移民聚集和创新城市计划的推行以及空间消费过程中或历史文化记忆重塑时的地点再造(the remaking of a place)；等等。

因为关注作为“容纳特定社会行动者及其集群现象的地点”的特定城市空间，芝加哥学派的这一理论思想也被称为城市生态学(urban ecology)或人文生态学(human ecology)。

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代表作，图片来源：豆瓣。

三、街头民族志：后芝加哥时代美国城市社会学传统的延续

正如前文所言，如果说芝加哥学派建立在“自然区域”(natural area)概念基础上的空间观是考察城市自然扩张和生长的静态理论工具，那么建立在“入侵”“竞争”和“继替”等概念之上的空间观则成为考察城市空间自然扩张和生长的动态理论工具。

社会学史上，主流古典理论家的社会变迁理论其核心都在于，一个小型的、内聚的、建立在面对面互动基础之上的初级社区如何被一个由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达成的有机且相互依赖的次级社会所替代。因此，后芝加哥时代美国城市社会学的主题之一，就是对亲密的、面对面互动的初级社区在高度现代性的都市地带是日渐消亡还是仍然保有生命力这一问题的学术争论，这便是关于所谓的“都市中的村民”(the urban villager)的论战。

比如怀特(William F. Whyte)采用参与式观察方法对波士顿北区意大利帮派组织内部秩序的研究，就是该论战的一个起点。之后，围绕“面对面的社会团结形态在高度城市化了的都市地带是仍然存在还是逐渐消亡”这个问题，一系列新型街头民族志出现并提供了论争和验证。

William H. Whyte，图片来源：Google。

作为一个学术史上的结果，我们现在大概可以说，有更多的民族志支持了怀特所开创的“内在秩序论”，如甘斯(Herbert J. Gans)、列堡(Elliott Liebow)、萨特尔斯(Gerald D. Suttles)和汉纳兹(Ulf Hannerz)等人的研究。这一批于20世纪60年代完成的都市民族志基本上验证了一个一般性见解，即在北美的都市中，存在着一个个具有高度内部一致性和高社会整合度的初级社会共同体。

甘斯在其关于波士顿西区的研究中提到，这个被认为处于社会解组状态的工人阶级社区本该十分需要中产阶级专业社会福利机构的援助，以减轻社会病态现象；但他发现，这个社区内部存在着一系列的本地伙伴群体和本地社会组织，它们构成了在家庭之外提供公共娱乐的主要社会场景。与由单身陌生人、处于社会病态状态中的家庭和个人构成的“都市丛林”(urban jungle)不同的是，甘斯所研究的邻里居住区实际上可被称为一个“都市村庄”(urban village)，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在那里逐渐完成了他们对城市生活(包括城市机构和城市文化)的适应。

Herbert J. Gans，图片来源：Google。

列堡对居住在华盛顿特区的黑人泰利(Tally)及其日常生活领地泰利角(Tally’s corner)的民族志研究则揭示了两大事实：(1)诸如泰利之类的黑人所经历的家庭悲惨生活，不是黑人的族群特征或他们居于内城的空间事实所造成的，而是普遍的种族压迫和经济歧视的结果；(2)与一般观点相悖的是，泰利和他的黑人朋友所身处的街角为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提供了一个社会性的避难所，使得他们能够在这个“小而亲密”(small but intimate)的空间内维持自尊、交换社会理解、抚平社会挫折和社会创伤，并以自发的社会活动和社区公共事件达成整个居住区的人际社会整合。因此，当外部社会需要为他们因失业而崩溃的家庭生活负责时，这个小型世界却为泰利及其同伴提供了“替代性的目标和机会”(alternative goal and chance)。

Elliott Liebow，图片来源：Google。

萨特尔斯在芝加哥新西区(New West Side)的研究关注了一个贫困的混合族群居住区的社会秩序。在这个混合族群社区中，意大利人、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和黑人混居在一起。他的研究目标是要去发现该混合居住社区中是否存在着一系列超脱于外部世界道德标准的内生行为标准和行为规则，而搞清楚这一地方性规范(local norm)的产生及其运行，恰恰是城市社会学家的特殊学术任务。

萨特尔斯不但在这个区域中发现了族裔梯次替代的现象，还发现每一个族群都对自己所居住的社区产生了浓厚的地域认同感，并在这一地域认同感的支撑下处理与外部世界的社会关系。萨特尔斯把这种“地域认同感足够强大，以至于超越了族群或种族差异，创造了一种建立于共同居住基础之上的团结”的社区叫做“防御性居住区”(defended neighborhood)。防御性居住区的其他功能还包括：组织地方自卫、限制特定群体迁入本居住区、抗议在居住区内拆除或建设大型工程项目。因此，可以说，防御性社区是经由对外部威胁的共同感知而达成的。

Gerald D. Suttles，图片来源：Google。

汉纳兹对华盛顿特区一个名为“温斯顿街”的黑人贫民窟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最终发现，贫民窟内的几乎每一个黑人居民都或多或少地发明了一种处理自己所感受到的种族歧视和经济敌意的方法，因此，黑人贫民窟在种族主义和贫困两大结构性困境下为其居住者们提供了一个能够适应充满敌意的都市环境的稳定空间。在这样一个空间中，即使是所谓的社会病态——酗酒、赌博、单亲母亲主导的社会化环境——也在某种内生的社会性(internal sociality)下得到了容纳。后来的社会学家延续了对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下进行“族群身份社会化”(the socialization of one’s ethnic identity)的理论判断的检验，认为这一理论事实即使对于黑人中产阶级社区来说也同样成立。

Ulf Hannerz，图片来源：Google。

当然，也有部分民族志研究监测到了初级社会团结形态在城市化进程中趋于消亡的可能性。

杨(Michael W. Young)和维尔莫特(Peter Willmott)做了一个比较民族志研究，用以考察混合了地点转移和居住结构改变两种结构性变化的“居所搬迁”可能对同一群人的社会交往模式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他们发现，当同一群人为了提升居住质量而从伦敦东部的贝斯纳尔格林(Bethnal Green)社区搬到同在伦敦东部的格林利(Greenleigh)社区时，社会交往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贝斯纳尔格林是一个建立在面对面互动基础上的初级社区，在那里人们通过自己的人格、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和承担的社会责任来建构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在格林利这个中产阶级居住区内，人们必须首先通过一个“物质符号化”(materialistic symbolization)的社会过程——也即炫耀性地展示自己的家庭财产和私人拥有物的次级社会过程——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因此，随着居住地点的变更和居住结构的转型，人们之间原先的熟悉程度下降，他们逐渐只能依靠外部物质性的符号而非初级社区中那种知根知底的全方位的了解来与周围的邻居打交道。这与我们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上楼的历史实践中观察到的类似现象是一致的。

Bethnal Green社区街景，图片来源：Google

与杨和维尔莫特的跨地点民族志不同，豪厄尔(Joseph T. Howell)的都市民族志呈现了一个反面案例，即长期处于赤贫的社会境遇的确会在社区层面表现出社会解组的迹象。

豪厄尔的研究对象是来自阿巴拉契亚山脉的移民家庭，豪厄尔认为这些家庭表现出了可被称为“艰难生活”(hard living)的生存状态，并将其归结为如下一系列特征的集合：(1)重度酗酒；(2)婚姻关系不稳定；(3)强调具有“强硬性”(toughness)的生活应对策略；(4)政治上的疏离和异化(即人们普遍持有一种类似宿命论的看法，认为外部政治世界的动议与他们的日常命运无关)；(5)高流动性下的“无根感”(rootlessness)或“无归宿感”；(6)只关注解决眼前生计问题而没有关于未来的设想；(7)萦绕在人们身边的一种很强的“失败感”。

还有一些研究在另一个方向上对面对面小型防御性社区的持续存在及其对中产阶级城市居民的重要性进行了扩展。1982年，美国城市社会学家费舍尔(Claude S. Fischer)出版了专著《与友为邻：城镇中的个人网络》(To Dwell among Friends: Personal Networks in Town and City)，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中产阶级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范围进行了分析。

To Dwell among Friends: Personal Networks in Town and City，图片来源：

https://press.uchicago.edu/ucp/books/book/chicago/T/bo5962418.html。

他的结论是：技术的进步和人类空间移动性的加强，使得人们具备了克服地理空间距离从而建构起社会交际和社会互动网络的可能性，因此，初级的社会团结形态得以跨越物理距离而存在。这一结论实际上并没有挑战“都市村庄”的论调，而是揭示了“都市村庄”这一社会团结形态超越地理距离这一前提的可能性。

几年之后，费舍尔延续了他早期研究的理论脉络——也即认为技术手段是克服地理障碍从而建构社会性的最重要的社会性力量——对电话作为一种新技术在美国社会的扩张历史进行了个案分析。这一结论，与21世纪以来互联网虚拟社区的茁壮成长以及新冠疫情下由新技术推动的新型社会行为(如在线教育、在线组织沟通和合作)，也是直接相关的。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两位优秀的都市民族志研究者——安德森(Elijah Anderson)和杜涅尔(Mitchell Duneier)——再次将街头民族志的持续生命力展现在城市研究者面前。

安德森的三本著作分别讲述了三个街头主题：在芝加哥南区某贫民窟的某个街角酒吧，社会分层体系是如何依靠人际相遇和人际互动而建立起来的；在遭受贫困、毒品经济和制造业工作机会外移等危机和挑战而毫无希望的黑人聚居区内，暴力是如何受到有关街头正义的内部规则调控的，人们又是如何在这一内部符码和规则的指引下在公共空间中磋商各自的行为和意图的；以及，在波士顿北区，当下层阶级的黑人聚居区与中产阶级的白人聚居区互为邻居时，阶级和种族的差异如何使得两者的街头相遇变得危机重重。

杜涅尔的《人行道王国》(Sidewalk)一书，则是他花了五年时间，以纽约靠近格林威治村最繁忙的大街上几位摆摊售卖二手书和杂志的黑人摊贩为民族志研究对象，追踪他们的日常生活而写成的。杜涅尔最终得到如下结论：与城市市政官员所持印象不同的是，那些看起来损害了市容的摊贩们，实际上为格林威治村这一历史地点带来了秩序和福利(order and well-being)。

这听起来十分接近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观点，即人们在街道上所展示的活生生的社会活动及其背后所隐含的人道主义气氛恰恰是一个城市最为重要的景观要素，因为它们恰好反映了都市生活的复杂性、生命力以及陌生人之间的同情、理解和相互接纳，甚至，其展示的矛盾与张力(如表现为种族和阶级矛盾的那些张力)也都是城市生活的本来面貌。

纽约街头摊贩，图片来源：https://citytowner.com/new-york-city-food-scene/。

四、街头文化转向：城市文化气质和公共参与

最近30多年来的国际社会学研究日益将城市街头看作一个文化空间。尽管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之际，城市街头的趋同性也日益加强，但城市街头仍然保留了各个文化的独特性和地方性生活方式的魅力。

试想一下，一个异文化的旅行者来到一个新的地点，首先要经历一个视觉的革命或视觉上的文化冲击。旅行者所踏足的最主要空间恰恰便是街头。除了机场、车站之类的人工建筑外，他们所吸收的第一波信息就是由视野之内的自然街景传递的。街道/街头不但成了展示文化气质、现代性和文明的主要场所，也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建构公民性和展示生活方式的主要空间。

比如说，中国的导游们为从欧美到中国各个城市观光的中老年游客量身定制的一款产品，就是清晨时分带他们周游中国城市中的各个公园，围观并见识中国老年人欢乐的晨练活动。这便是以街头文化作为沟通媒介的一次独特的商业化利用和公共形象塑造的混合努力。

每一个国际化大都市都有其城市地标性文化标记物：纽约的格林威治村是展示波西米亚文化的最佳场所，旧金山的卡斯特罗区是展示同性恋文化的最佳地点，北京的798文化区则是展示中国当代艺术趣味以及艺术家的自发性和商业力量的盈利动机两相结合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窗口。

在多个具有历史文化传统的都市中，旧城中心区沿街道两侧密集分布的文化遗产不但成为艺术教育的良好媒介，也成为吸引游客和促进文化交流的文化资产。在洛杉矶，研究街头涂鸦的人类学家揭示了原本被看作越轨的、具有侵犯财产权意涵的建筑物涂鸦最终转变为具有城市文化遗产性质的旅游观光胜景的可能性。城市治理者的这种变动中的意识和认知，说明了城市中活生生的人类实践对于游客和城市公民的重要性。

华盛顿街区建筑涂鸦，图片来源：https://madhattersnyc.com/blog/best-street-art-washington-dc

因此，当旧金山市政当局愿意通过立法来保护街头摊贩和人体艺术家们的权益时，我们同样可以追问：在中国的街头，何种行为是可以鼓励的，何种行为又被认为是破坏整体秩序的？这即是本文下一小节的内容。

五、街头：当代中国社会动员、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焦点空间

前文中，我们概述了街头在西方社会学学术传统中所具有的长期的中心地位。一代代社会学家将街头，以及街头背后所隐藏的聚居性社区作为考察人类行为和观念、动机和情感、意义和目的的最重要的空间场所之一。

接下来，我们也将说明街头在当代中国社会观察和社会研究中所具有的多重含义。这一小节将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的中国城市街头面貌做出快照式的扫描，用以说明街头是如何被发现为发动社会动员、展示集体性社会选择和实施符号性社会治理的焦点空间的。

(一)街头作为动员型政治空间：1949—1979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开国大典成为昭示新旧政权更替的重大符号性事件：新的宣传画、标语体系和歌曲调子，新的主色调——红色，人们的新扮，新的人际氛围和面部表情，全部得以在街头展示并深入每一个人心中。

在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各种社会动员战役层出不穷，街头也以人民群众游行、官方宣传媒介的公开搭建和展示等多种方式，成为展示政治立场、宣扬政治忠诚和实施政治动员的一个核心空间。各类新的公共建筑和公共空间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建立起来，标志着与旧世界的割裂和对新的政治伙伴(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阵营)的融入、学习和吸纳。

在之后的“大跃进”时期，街头更是成为展示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一个宣传、动员和意识架构(consciousness framing)的主要空间。城市街道的大炼钢铁热潮，来自乡村的农产品丰收场景的搭建，城市公共食堂作为街头最具创新意涵的核心公共空间——聚集性的饮食活动实际上最具有展示社会团结的功效，正如乡村红白喜事中的集体消费所展示的那样——的出现，一波又一波地占据了各个城市的地标性地点。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街头不仅持续地成为展示政治立场、宣扬政治忠诚和实施政治动员的焦点空间，同时也是展示政治竞争和实施政治制裁的核心场所。与此同时，人们的行为和穿着打扮的一致性，也在那个时代关于城市街头的照片中得以体现——穿着蓝色、灰色和绿色上衣的男男女女或骑着自行车或步行，成为街头人流的一个典型图景。最后，街头的沉默和街头的抗议也成为那个时代人们表达自己政治诉求和政治期待的典型场合。粉碎“四人帮”的欢欣鼓舞，也是瞬时之间就在街头爆发出来，正如此后国人庆祝中国获得夏季奥运会主办权、中国足球队进入世界杯一样。

街头的政治性还可以由政治建筑、政治造型及其附属的政治符号所传播的公共讯息来加以理解，国庆期间的天安门升旗仪式、广场的鲜花造型及其所附属的爱国主义教育主题等，都是鲜活的例子。可以说，1949年后第一个30年间的中国城市街头主要是政治性的空间。它既是政治符号交换和沟通政治符号的一个重要场合，也是释放政治情感和散发政治讯息的最好场所。

(二)街头面貌的转型：1979年之后的街景变迁史

1979年以后，中国城市的街头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合法化，政治宣传画和标语体系日渐被产品广告和商店招牌替代；街头也开始重新成为各类摊贩等小型商业行动者聚集的场所；新的消费设施和地方性服务业(理发铺、裁缝铺、各种修理店铺等)开始重新兴盛起来。接着，在城乡人口聚居点(如县城、中心乡镇)的街头，沿着交通干道的两侧开满了台球摊、录像厅、游戏厅、租书摊等。再后来，便是卡拉OK厅、舞厅/迪厅、各类按摩店和桑拿设施在主要大街的兴起。在这一时期，我们也看到了城市商业步行街建设的开端。紧接着的是露天烧烤、露天音乐、露天游乐场以及广场舞等消费娱乐活动和城市夜晚经济形态的街头化。

改革开放后中国街头一幕，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最近的街头场景，则被快递业从业人员和共享单车骑行者的穿梭背影所占据。这是我们从街头人类活动类型和消费设施更替的角度出发所看到的。社会观察者们也记录了当代中国城市街头景观的这一变迁，如张鹤摇在《城市里方兴未艾的街头文化》一文中，把青年男女唱卡拉OK、街头练气功、街头健身舞和街头跳大秧歌等新型人类活动看作20世纪90年代城市街景一个生动的组成部分。当然，随着城市商业活动的转型和更替，城市的视觉造型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其次，中国城市街头的另一项重要变化，就是城市规划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形塑作用，表现为街头成为公共设施、城市公园、绿地等园艺景观和城市雕塑等环境艺术装置建设和展示的空间。

最后，学者们也开始讨论街头的种种文化形式，尤其是街头行为艺术、公共艺术和其他各类街头艺术形式，如街头涂鸦、街头壁画和街头流浪歌手等，对形塑城市街头文化形态多样性和城市气质的积极影响。

最后，学者们也涉及了街头对越轨现象和社会问题的容纳这一理论问题，如沿着西方城市社会学的思路探讨中国式的城市帮派和街角青年现象、街头越轨经济活动、街头流浪现象、街头迷信以及街头性交易及其潜在的公共卫生风险等。

可以说，1979年以来中国城市街头面貌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街头文化符号的转型，人类活动的更替，空间规制和营造的科学化、艺术化，以及城市街头亚文化或越轨/社会问题的空间呈现和社会容纳等一系列话题。

 (三)街头的社会治理实践

上两节中，我们分别对1979年前后中国城市街头的样貌转型进行了简单叙述。其中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中国街头成为容纳和展示越轨现象和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空间。这样一种趋势隐含地意味着，街头也将成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点场域或重点空间。

其实，目前在全国得到普遍推行的网格化治理体系及其理念，其起点就恰好是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管理系统对街头公用设施和城市物理部件的精密管理。

北京市东城区将所有城市部件分为6大类56种168,339个，每个部件小到井盖、路灯、邮筒、果皮箱、行道树，大到停车场、工地、桥、电话亭、公厕，全都有自己的身份代码。

可以说，全面掌控街头这一“社会-物理空间”的态势，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是社会治理的核心要点。

在新中国成立早期的军管阶段，肃清敌特，使城市重要设施免遭破坏，成为街头治理的一个要点。在历次政治和社会运动中，街头也成为被严密监管的空间，经济上对投机倒把、囤积居奇行为的打击，以及政治上对张贴标语行为的限制，尤其成为重点。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街头更成为展示越轨性的核心空间，最为突出的就是非正式经济的扩张，以及对作为街头人类活动载体的“越轨性身体(the embodiment of deviance)”的活生生的演示。

纵观关于街头治理的最新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研究者往往采取“街头官僚制”这一理论取向来展开分析。

在这些街头官僚中，城管是最典型的一类。一些研究者专门关注了城管的执法行为及其策略和逻辑，另一些研究者则关注了与城管相对立的城市摊贩的行动逻辑，或者两者间的互动关系。还有一些研究者探讨了解决城管与摊贩之间显而易见的都市对抗的办法，如将摊贩区纳入城市规划之中。警察(包括交通警察)、社会救助机构的工作人员也是城市街头官僚体系中的其他重要成员，他们与城管一起，对都市街头非正式职业群体(包括流浪艺人和职业乞丐等)展开了治理活动，并形成了一种看起来具有对抗性的关系。

因此，有关城管、警察、安保力量等与街头越轨现象(尤其是非正规经济相关的那一部分)的社会性相遇的研究文献，实际上都可以看作是展示当代正统社会治理美学的经验证据。

(四)都市恐怖主义、技术理性和得到高度监控的街头

两大社会变迁趋势使得当代城市街头日益成为一个得到高度监控的空间：一个是非传统安全视野下当代城市恐怖主义威胁带来的安保领域的挑战和应对；另一个则是技术进步前提下“理性社会治理”理念的进一步落实，这些技术包括互联网技术、云技术、传感器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等。

从定义上看，都市恐怖主义是一种以小规模人员渗透，对重要的城市目标——基础设施、消费设施、宗教和文化建筑、人员密集居住区、社会控制机构及其代理人——采用非对称恐怖作战模式(如高能爆炸物、小型核武器的使用以及有毒气体、细菌和病毒的投放等)，造成重大人员和财产损害并引发大众恐惧的一种有组织、有预谋的敌对行动。

学界对都市恐怖主义的起源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认为分离主义者试图通过实施都市恐怖主义，达成多重目标，即提升分离运动在全球公共舆论中的影响，塑造内部团结感和广泛散布恐怖讯息以抵消潜在的反抗。中国西部边疆曾受多股境外分离主义势力的侵扰，因此，作为首都的北京可能面临着较高的都市恐怖主义袭击风险。

在所有应对策略中，通过技术手段严密监视街头，在公共空间、公共设施和公共交通工具上投放足量的安保人员，建立各警种之间情报共享机制，形成人民反恐战争的汪洋大海，是我国反恐和社会控制领域的重要经验，也是在吸取西方城市反恐的经验上构建本土化的反恐警务机制。

从技术理性的角度来看，公安部门最先从天网行动——在城市核心区域实现监控探头的普遍覆盖——中获益，从而使得覆盖区内的刑事和治安案件的破案率大大提升，证据链条的形成和获取也更为便捷。无论是从都市反恐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城市一般性警情的视角出发，安防技术和安防人力上的大量投入都最终使得中国核心城市的街头成为一个得到高度监控的特定空间。这一社会控制能力上的重大基础设施支撑，为我们谈论当代中国城市街头的社会治理，提供了一个技术的视角。

(五)空间秩序和空间美学：人口疏解、天际线清理和城市空间监控

如果说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探究以及与其一脉相承的后芝加哥学派都市民族志研究传统都倾向于在族群聚居区或混合族群聚居区内寻找内部文化秩序和内部道德规范，并将其看作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的最主要理论原则，那么，在中国街头社会治理的理论语境中，我们将会日益发现，大一统空间美学和集体主义的空间秩序，将会成为中国城市社会学界用以解释当代中国街头物质和文化形态的一个核心理论视角。

空间观既是权力观的同构表达，也是政治审美最主要的外化形式。中国古代城市地图中，东街西坊、钟楼鼓楼遥相映衬，官衙、孔庙、道观和佛寺各得其所，火神、水神等各种神祇各有奉祀，是展示中国古代宇宙观的一个良好例子。北京城在1949年之后建设的十大建筑，也是苏联建筑美学和中国正统政治美学的两相结合。北京奥运开幕式表演中的很多美学细节，既与我们传统上的大一统观念相一致，也与中国当代政治文化中关于空间秩序的观念相一致。最近的案例，便是上海和北京等特大城市所发起的人口疏解，以及在更小规模上清理天际线的行动。

安全且可控与危险且失控，这一空间意象上的对峙、整齐一致与自发性/独特性之间的文化张力，构成了我们理解此类社会治理战役的一个重要线索。

六、结语

街头是城市形态内开放空间的总称，它是作为物理结构的街道(及其布局)动态展示其社会性而形成的一个总体(totality)。因此，街头既是一个物理性概念，又是一个社会性概念。

作为物理性概念，街头指示了一种与室内的私密空间相对应的外部公共空间；作为社会性概念，街头则是某种特定城市生活方式或城市社会实践得以上演的物理背景。因此，在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中，街头的理论含义是多元的：首先，街头是区隔性社会空间呈现其符号边界——如街区独特族群文化风貌的视觉呈现以及街区以涂鸦确立领地边界——的天然场所。其次，街头是观察并判断社会问题聚集程度的最切近的田野地点。再次，街头是展示长时段空间社会变迁的主要社会背景(major social setting)。

笔者最近也提出了“街头空间的多义性”这一概念，从街头作为一种气质型景观、作为特定社会行动者生计实践展开的叙事舞台、作为政治审美视野的密集关注焦点以及街头空间历时性的结构性转型等多个维度出发，探讨了其所隐含的社会科学研究价值。

总之，本文试图表明，街头以及由街面所延伸的种种初级或次级社会空间，将持续成为当代社会学学术探究的焦点，并有助于我们在新时代理解人类行动者的多重动机和意义体系以及潜藏在其背后的人类能动性。

文字编辑：罗影、曾晨妤、许方毅

推送编辑：苟钟月、毛美琦

文章出处：刘能，2023，《北大社会学刊》，第一辑，42-61。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

审核：田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