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以人类生态观点，探讨“文明/城市”与“文化/农村”之间的关系。人类早期文明形成时，文明古国将广大原初社群变成农村、其人变成农民，如此建立起城与乡、统治与被统治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分的文明人类生态。农村人类生态居于文明底层，在历史上它深受城市文明人建构之文化概念影响。在当代全球化浪潮下，欧美发达国家以其高科技大型农业生产廉价谷粮，配合其工商资本、消费文化之全球扩张，近年又以环保之名透过碳权买卖行资本入侵，对发展中国家农村与农民造成新一波冲击。最后本文指出，许多人文社会科学皆与文明互为表里、相互支持，因此让我们难以窥见文明之真相；由人类生态角度来反思历史上人类文明与农村间的关系，可以让城市公民对于自身所处文明有些新的认识，因而或能谦虚而谨慎地对待其所从事之农业、“农业创新”与“农村再造”。

关键词：文明；文化；农民；人类生态

一、前言

2022年8月的一天，我坐在希腊德尔菲（Delphi）阿波罗神庙遗址旁的树荫下逃避酷暑热浪。我凝望身旁几块石板。在这包括数座希腊化时期之神庙、剧场及其他遗址的整个山谷中，这几块边坡排水石沟中的瓦状石块，可能只是数十万至百万计之人工雕凿石块、石柱的一小部分。然而仅仅是这些毫不起眼的石板块，也不是一个人可搬得动的，其雕凿也十分耗费人力。我想，那些将它自石场采来、搬运到此并加以修凿的工人，以及所有当时和他们一起在此山谷工作的数万劳工，究竟来自何方？他们的社会角色、处境与生命如何？

希腊德尔菲阿波罗神庙遗址。图片来源：Pexels。

这趟文明考古之旅，是我近两年来从事的“社群、历史与文明”研究计划的考察活动之一。以上我的关切，受到另一个我近五年来执行的“台湾农村社会文化调查计划”的影响。可以说，这两个研究计划中的一些主题在我的思虑中搅在一起了。这是由于我对文明的研究兴趣原来就不在于它们的成就与昌盛，而是在于由过去广泛存在于青藏高原东缘的村寨以及支持它们的“弟兄祖先历史记忆”，来思考人类如何由这样的小社群走向文明，以及文明之人类社群（如王国、帝国、教会）又是受什么样的历史记忆支持。

所以，在关心当代台湾农村、城乡关系、全球化下的农业等问题时，我也思考今昔农村、农民在文明世界中的地位。这篇文章仅表达我对此的一些初步思考。

我的观点，简单地说，即是农村与农民是文明的产物。文明诞生的第一步便是某些人群自新石器时代广泛存在的小型“原初社群”（说明详后）出走，以英雄祖先历史记忆彼此联结、奥援，因此得以将其他“原初社群”纳入其统治下。这些“原初社群”从此成为农村，其成员成为农民，其农产品及劳力成为建构文明的基础。埃及胡夫金字塔（Pyramid of Khufu），与前面提及的希腊化时期德尔菲之阿波罗神庙等等古文明之伟大构筑，其劳力、物资主要皆来自农村。

埃及胡夫金字塔。图片来源：Pexels。

这是一个待检验的人类进于文明之历程的假说。然而，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说明，它可以让我们反思今日文明世界所熟知的文明（civilization）、公民（citizen）、文化（culture）、农业（agriculture）等概念，相关的传统农村意象、农村道德，以及今日我们（文明世界之人或都市人）如何对待农村与农民，以及今日农村、农民在当地及全球人类生态中的处境。

二、农业、农村与农民的社会起源

农业起源，或人类驯化植物之始，常被人们置于人类文明起源的起点， 也就是距今约12000-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之始。由此起点人类节节向上进入早期文明，世界几个古文明的历史均循此模式被建构起来。在如此的文明史知识中，农业虽然重要，但它只是文明的起点，而文明的标志性成就被认为是天文、历算、哲学、艺术与宏大建筑等等。与此相反的，农业及相关的农村、农民，皆被视为处于文明社会的底层角落，或被认为是不文明的。

如今我们可以用一种反思文明的角度，来重新思考人类文明的历史，以及农业、农村与农民在此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意义。一般认为，人类由旧石器时代的渔猎采集生活，逐渐进入以农业、定居为特色的新石器时代。相对于漫长而少有变化的旧石器及中石器时代，后者是一个人类生计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学者称此变化为新石器时代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农业起源是人类走向文明重要的一步，因此也是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议题。然而，事实上农村与农民并未产生于新石器时代之初，它们是文明的产物， 出现在新石器晚期人类文明形成之时。

新石器时代最早出现且最普遍的是不到百户的小型人类聚落，学者或称之为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称其民众为农民。然而这样的聚落人群，其生计手段不只是农业，甚至农业在其生计中所占比重不高。另一方面，职业与社会分工意义上的农村与农民，此时亦不存在。我称如此（一般而言不到百户）的聚落人群为“原初社群”。它们的重要特征是，首先，这是空间与血缘群体认同叠合的社群，聚落中邻居都是亲人，亲人也都是邻人。其次，人们以聚落内或邻近聚落间的资源分配与竞争——而非对外扩张、征服——来解决资源不足问题。第三，祖源或共祖记忆短浅，且多以“弟兄祖先历史”之叙事结构来表达。

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及接下来的铜石并用时期，这样的小型聚落数量增加，人群间的冲突暴力规模变大且频繁，防卫性城墙与大型聚落出现， 财富分配多寡阶序化，象征统治威权的精致器物与大型纪念性建筑出现——这些都是早期国家及文明形成的迹象。这些变化发生的一个背景可能是， 部分人群自原初社群中出走，他们对外征服、迁徙、分衍，并以英雄祖先血缘记忆彼此联系，建立起跨地域的纯血缘性社群（统治阶层家族）及其国家政治体。此时广大的原初社群及其民众，成为政治威权下的基层农业生产单位与被统治的生产者，如此才有所谓的农村与农民。

美国人类学者斯科特（James Scott）称，新石器时代人类由使用火及驯养动物开始，最后自身成为统治阶层的驯养动物，与此意义类似。斯科特此说见于其2017年的著作《依于农谷：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Against the Grains: 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 ) 一书。此书开章明义地便是要对抗“典范文明论述”，后面我将介绍后者此种论述。

《依于农谷：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书影。图片来源：豆瓣读书。

在1970—1980年代，斯科特即以《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农民的道德经济》（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两本著作表现其对传统农村与农民的深度关怀，以及对掌控农民命运的各种社会制度与权力的批判。此与其在《依于农谷：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这本书中对国家、文明的批判态度是一致的。他对文明的批判性论述，在今日十分有意义，也十分让我信服。然而《依于农谷》像是一本宣言式的著作，其中关于人类“进于文明”之历程的许多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地厘清及探讨。

《农民的道德经济》书影。图片来源：耶鲁大学|新莆京·官方app下载出版社官网。

三、文明与城乡关系

前面提及的“典范文明论述”，可以1950年代澳洲籍考古学者柴尔德（Gordon Childe）著名的《城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一文为代表。在此文中，作者以城市的出现，以及相关的人口聚集、社会分工、粮食盈余、文字发明、长短程贸易与城市人际关系改变，等等，作为人类新石器时代文明诞生的重要标记。他指出，人类文明的发展便是由人们以渔猎为生的蛮荒（savage）时期，继以种植粮食作物来补渔猎之不足的原始时期（barbarism），最后进入以城市为标志的文明时期。在文中他称原始时期的人为石器时代农人（Neolithic farmers）。他认为，城市是专业分工及农产盈余之产物：脱农的专业技术人士，由于其工作需常移动而脱离了农村家族的保护，因此人们以农产盈余来将他们保护及供养在“城市”这样的新社会组织中。所以他认为早期城市中所居多为农人，他们以其农产盈余来供养工匠、商人、祭师与管理阶层。

柴尔德（Gordon Childe）像。图片来源：Gordon Childe-Bing images。

今日看来，柴尔德此文虽然精辟，但仍难以避免地蕴含19世纪以来西方主流学术界对“文明”的自信与崇尚，而对于农业生产“盈余”如何被集中于城市，以及“农人”与“城市”的关系如何，缺少深入讨论。他甚至认为下阶层民众乐于受到城市保护、乐于从事不用动脑的劳力工作，如参与大型纪念性建筑工程（如希腊阿波罗神庙与埃及金字塔）。无论如何，如前所言，我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铜石并用时期文明与城市出现之前，并无所谓农村与农民。农村、农民与文明相应而生，农村人类生态为文明人类生态的一部分，因此乡村深受城市影响，至今犹然。

城乡关系、城乡区分以及乡村如何受城市影响，我们从两组各有词源关系的词也可以粗窥其端倪。柴尔德在其上述文章中已指出city（城市）与civilization（文明）有词源上的密切关系，但对此该文并未深入探讨。事实上，civilization与city、citizen、公众的、有礼貌及理性的（civil）等词都有词源关联，它们至今仍形塑我们对文明及都市人的认知——文明的、理性的、守法及有礼貌的都市公民。相对于此的另一组词是，文化（culture）与农业（agriculture），耕耘（cultivate），教化（cultivated）与狂热，非正宗及地方性的仪式、信仰或群体（cult）的关联。

这些词都有其不同时代之内涵，至今它们的多元意义也形塑我们对农村乡民的刻板认知，或矛盾的认知——农村人没文化（指高等文化）或有其传统文化（人类学建构之文化），他们需要受文明教化或不应受文明污染，其信仰为异端或是今日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个时代，特别是由西方近代初期的17世纪开始，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如何在他们的著作中使用这两组词汇，以及其词意变迁所流露的城乡关系变迁，与都市人自我认同的变迁，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借此我们可以了解并反思，今日都市人之所为。譬如，为何当代许多公民团体（civil societies）在环境、文化与自我认同等关怀下，努力深入农村，发掘及抢救农村文化？其知识、信心与知识权力由何而来？

四、人类生态

我们如何摆脱文明都市人的偏见，来思考历史上及当前的农村与农民问题？更直接地说，我们如何在当今都市人的环保、经济发展、社会公平正义、文化创新与保存等彼此常有冲突的主张中，来关怀及思考今日农村及其时代变迁？在规划“台湾农村社会文化调查计划”时，我以人类生态概念来面对此问题，并以之作为计划的整体架构。

人类生态（human ecology）的英文词汇出现得很早，原指的是注重“人”存在其间而深受人类活动影响的生态体系（ecosystem）。进入21世纪后它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并因此得到其当前丰富且多元的内涵。此与全球暖化、科技发展、现代高物质消费生活等等因素造成的气候变迁与环境急速恶化，环境与经济永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成为当代世界重大议题有密切关联。因此在概念、内涵与人们对此的现实关怀上，人类生态与永续性（sustainability）有相当的重叠，但前者（人类生态）更具体、更容易被分析和理解，更富有实践性。

由于人类生态这一词被广泛运用于各领域的学术与现实关怀上，因此其定义在各领域及各学者间有相当差异。虽然如此，我们仍能发现它们的一些共性：（1）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或跨学科的（transdisciplinary）性质；（2）强调环境与经济（或加上社会）的整体不可分割性；（3）在经济发展中强调环境的可持续性以及社会公平性；（4）因注重其发展、变迁或崩溃，许多学者也注意人类生态的历史变迁。

关于人类生态的内涵，我主要得益于过去自己在中国青藏高原东缘羌、藏村寨人群田野研究中的体悟，也就是将环境、生计、社会、文化视为构成整体人类生态的四大项目。

《羌在汉藏之间》书影。图片来源：豆瓣读书。

同时，在人类行为表征（representation）与其所处社会现实本相（reality）的对应关系考虑下，我将环境、生计、社会视为社会现实本相，而将“文化”——如道德、宗教信仰与仪式、生活习俗、禁忌、意识形态、历史心性、文类概念等等——视为规范、导引与衡量人们社会行为的种种社会结构性设计与力量。如此，人类生态之内涵便略如：（1）本地环境及资源如何；（2）在此环境中人们的生计活动如何；（3）为了从事开发、保护、分享与竞争本地环境资源等生计活动，人们结为哪些有认同与区分的群体来彼此互动；（4）为了生存于此环境、从事此生计活动、维系社会群体认同与区分，人们发展出哪些文化来规范与规律化人们的行为（社会表征），以维持整体人类生态体系（社会现实本相）。

相反地，（1）若一地环境受到自然或人为破坏，而又未能得到社会制度与文化手段的保护；（2）若某种生计活动长期耗损环境，或无法支撑人们生命温饱所需，或深化社会贫富、种族及地域人群间的不平等；（3）若一社会体系不能顾及社会公平正义，造成群体内资源分配不均、群体间恶性竞争，导人群及个人间的激烈冲突，或因此导致人们过度利用环境资源；（4）若人们在一些文化习俗下产生的惯性行为破坏环境、妨碍生计、强化社会区分与对立，都会使得整体人类生态体系崩溃。

环境、生计、社会、文化如何环环相扣而形成一个整体人类生态，我们可以由羌族村寨社会为例来说明。在自然环境方面，这儿是青藏高原东缘的高山纵谷。高山草场、森林、宜于种植的山腰坡地、山下的远近市集与城镇，共同构成村寨人群可利用的环境及其资源。环境资源不仅指土地、水、阳光、动植物等等，也包括在国家行政体系下来自外界的资源，如作为民族自治区本地少数民族担任公职的机会，如农业、交通、教育、观光等公务机构对本地的补助等等。环境的一要素是人为建构的边界，即本地人讲的“地盘边界”。如村寨中各家的田界，各寨及各沟可砍柴、挖药、放牛马的地盘极限，行政上的乡、里边界等等。环境边界有其特质，如截然区分的边界、模糊的边界、移动的边界等等。羌族村寨人群最主要的一项环境特色便是，人们特别注重各人群的地盘边界，且这样的边界受到社会文化的保护与强化。

在生计层面，这样的环境及其边界与羌族村寨人群的生计活动密切相关。在此环境中，人们固守本社群地盘，利用山间垂直分布的环境资源，在高山顶坡上放养马及牦牛，在林中采菌菇及药材，在村寨附近坡田上种作物。人们也尊重邻人的地盘以避免冲突，同时和同寨、同村、同沟的邻人共同维护本地环境资源。由于一山沟中的资源十分有限，因此外出打工为本地一重要生计传统，且早自汉晋时期已有相关历史记载。在过去（1950年代以前），种植多样性的粮食作物，以尽量降低生计风险（而非追求最大利益）为生计最高准则。这样的生计原则也反映在约自1970-1980年代以来本地人对地方公职的争取之中。

在社会层面，如此之环境、地盘与生计模式，又与村寨人群之社会认同、制度与组织密切结合。一个寨子里的几个家族（家门），几个邻近寨子构成的村，几个村子集结而成的一条沟的人，或内沟人与外沟人，都是一层层在生计上共同保护、分享及彼此竞争本地空间资源（地盘）的社会群体。由于过去资源竞争激烈，每一个寨子都是对内团结、对外防范的孤立社群，几个寨子集结成的村寨也一样，在对付外人时彼此团结，但平日各寨仍彼此防范。各个人群间的团结与区分，凭借的是人们的父系血缘与地缘关系，而经常这两者是重叠的——住得最近的邻人也是血缘最近的亲人，譬如近一两代分家的兄弟叔侄家庭。在这样的父系社会中，外嫁来的女性成为村寨中的边缘人。

在文化层面，本地所有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历史记忆，可以说都在规范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以巩固上述各寨、各沟人群间的社会认同与彼此区分，让人们在生计活动上严守及保护本社群地盘，尊重邻人的地盘，并对内彼此争夺地盘。如流行于本地的“弟兄祖先历史”，让相信此“历史”的各人群在日请生计和节庆活动中，皆如“兄弟”般地合作、区分与彼此对抗。又如祭山神习俗，每一寨都有其山神，邻近几个寨子又有共同山神，于是一层层大小山神信仰，凝聚（与区分）由远而近、由疏而亲的一层层本地人群。

地盘家神信仰，可说是与村寨人群之生计或整体人类生态最直接相关的一种文化。每个寨子中都有几个地盘家神，或一个家神占有两个地盘（此情况不多），房子要盖在有家神的地盘上，且住在那个家神的地盘上便成为该家族的人。如一个人移居到一空地盘，他便要祭该地的地盘家神，且从此与其父兄成为不同家族之人。这样的文化，让共享本地资源的家族不可能太多，也让保护本地资源的家族不至于太少（空的地盘可以被人们占据）。

无论如何，以上所述羌族村寨人类生态早已成为过去，1990年代我所见及纪录的只是其残余。更重要的是，由于在20世纪上半叶，各层级与各种政治力量均难以深入掌控这些高山深谷中的村寨，因此虽然本地人须向松潘官府纳粮，但以在文明国家掌控下的农村人类生态来说，它并不具代表性。然而便是如此未进于文明体系的边缘性，让我们得以深入认识及反思文明体系中的农村人类生态。

五、农村人类生态

以包含环境、生计、社会、文化的人类生态及其变迁，来考察及分析农村与农业的种种问题，可以避免单向思考的环境保护、经济发展、社会公平、文化保存之间无休止的争论与矛盾，也是为了由历史发展、城乡关系与全球化（更大范围的人类生态）来认识现在，以及瞻望未来。

让我们回到农村人类生态的起源问题上。如前所言，农村是文明产物。文明是一种人类生态体系，农村则是其内的一个次级人类生态体系。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农村人类生态的形成逻辑，说来十分简单：

（1）植物离不开土壤；（2）植物成长至成熟可食需一段时间；（3）农人因此离不开土地，且在收获前得先投入种子、工具与劳力等成本于土地；（4）农人因离不开土地，须等待收成，所以他们常需要借贷、受救济及被保护，因而容易被权力掌控；（5）有能力给予借贷、救济与保护者（帝王、地主与当代国家政权），即能掌握农民与其身体、劳力与其生产成果。

总之，农村与农民为人类文明诞生的标志，城与乡、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对立与区分， 皆伴此而生。

以此角度，我们可以重新思考世界各主要文明建立的人类生态及其变迁，以及在其中农村与农民扮演的角色（农村人类生态）。

譬如，在环境方面，各时代文明政权如何运用人力开发沼泽森林，建立灌溉疏洪系统，建道路以利交通及统治，建各级都邑以管理及征集农村之产物及人力；及至今日，文明国家如何开始忧心整体环境遭破坏、都市居住环境恶化，而要求农村（或农村人口较多的国家）保护其良好环境？

又如，在生计与社会方面，各时代文明政权如何以血缘之贵与贱、圣与俗、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劳心者与劳力者等等之社会人群区分，来建立一个职业分工、生产与价值交换之经济体系？在任何一种社会区分中，农民如何皆居于此体系下层，且受政治力及道德规范而不得离农？

以及至于今日，传统农民如何普遍受国家补助及限制农地买卖而同样不得离农？

农村生活。图片来源：Pexels。

最值得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注意的是，“文化”在农村人类生态中扮演的角色及其时代变迁。文化一词在日常生活以及多学科中经常被使用，因而有多元、复杂的意义。这些意义之间的差异常被人们忽略，甚至于，由于我们生活在文化中，因此也不容易认识它们。我们可以区分几种文化的含义。

其一，它指的是流行的或主流的社会风尚，如流行文化、都市文化、嘻哈文化、饮食文化等等。其二，它指有社会审美、教育或道德标准高下之分的各种社会表征（有文化、文化水平、文化教育、谈吐没文化）。其三，人类学或一般社会科学，以之描述及代表一民族或地方特色（如地方文化、日本文化）的文化概念，没有高下之别，多元并存，是一种具有相对存在价值（cultural relativism），或强调其社会功能性（如某仪式文化的社会功能）的文化概念。其四，后现代批判理论及文化研究中所解构、批评的文化，这指的是一个社会中自然形成的，或各种权威力量建构、强调与维持的，种种导引及规范人们行为的社会价值、规范与准则。

以今日人们关注农业、农村与农民而常提及的“文化”概念来说，农村文化、文化资产与文化产业，指的是代表一地方或地方族群的文化，也就是前述第三义传统人类学之文化概念。文化或带有高社会价值，因此可用以包装、营销地方农产品，此又指的是前述第二义之文化。当人们提及农村文化赶不上时代，或称农民文化守旧时，这指的又是前述第一义之文化。一般社会（全球皆然）以及学术界最缺少的是具有批判力与反思性的“农村文化”之认识，也就是前述第四义的文化。这样的文化让人们不知不觉地，或不得已地，产生种种被他人视为合宜或正常的社会行为，因此我们常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由批判性的文化视角，我们可以反思和农业、农村、农民有关的一些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价值观。譬如，以“男耕女织”“安土重迁”为美的农村道德价值观，以“重农”“劝农”为要务的中国地方官行为典范，是否反映的只是上层主流社会（统治者）为控制农村、剥削农民而建构并提倡的传统文化？

同样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反思一些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负面文化价值与相关的历史事件。如天下大乱或年成不好时，史籍常批评许多地方“民皆剽轻，不念产殖”，或“亡入山泽”，以射猎为业或相聚为寇。对统治者而言，这些都是必须被禁止的，因此中国历朝政权都有山林封禁、边境管制、户籍制度等等防民逃离乡土的政策。

然而这些仍然阻挡不了农民因不堪苛赋重役而逃离乡土的行动。这些不只发生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全球史上普遍发生的事——中国的梁山好汉故事、英国罗宾汉故事，即为此事在文学上的反映。

由此我们也可以思考，当代全球许多传统农村地区皆有大量人口流入都市，这是否为一种对主流社会打造的“重农文化”“农村原生态文化”的逃离？而全球一普遍现象又是，逃离农村的女性人口比例明显高于男性；这是否为农村女性对农村文化与道德伦理——如女性须忍受种种困境而勤于持家、敬奉公婆、养育子女的传统美德——的一种叛离？

“文明”与“文化”。图片来源：pexels。

前面我们曾提及，英文中“文明”与“文化”的相关词（civilization、city、citizen、civil 与culture、agriculture、cultivate、cultivated、cult），似分别影射城市与农村以及两者区分。这涉及复杂的词义溯源，十分具有研究意义，但这非我学识所能及。无论如何，这些词义及其变化掌握在文明都市人手中，是大致可以肯定的。

文明人（城市知识分子）对农村文化的建构与利用，一个著名的例子是19世纪德国的农村浪漫主义（agrarian romanticism）或浪漫国族主义（romantic nationalism）。简单说这是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里尔（Wilhelm H. Riehl）等国族主义知识分子，利用乡野或农村景象、人、文化来建构德国之国族本质，以此排除城市中与此乡土无关的他者（如犹太人与斯拉夫人）。这种在国族主义下，以农村来抒发人与土地密切联结的国族想象，不仅发生在德国，也发生在其他欧洲国家及美国、日本等国。

今日我们更熟悉的可能是，在都市居住环境恶化、全球暖化下的减碳吁求下，在企业化生产导致的食品安全等危机下，城市知识分子对农村的另一种浪漫想象。由优质环境、绿色农业、和谐社会、传统文化建构而成的理想新农村——日本“里山倡议”可称为此之典范蓝本。但现实是，若未充分考虑一地方的人类生态背景与特色，如此理想实践之新农村经常成为城市人打卡观光的景点，而其带给农民的仍是挫折多于利益。

六、全球化浪潮下的农村与农民

现代全球农村遭受的更大改变，来自于欧美发达国家之高科技大规模生产、营销与商品化的新型农业，以及这些国家与之配合的工商业资本全球发展、扩张，与由此产生的流行消费文化。这一改变对全球发展中国家之农村造成的普遍影响及其进程大致如下。

（一）地广而人口压力小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旧殖民国家，以其农业科技及广大农地大量生产各类农产品，廉价且强势地供应全球市场。世界贸易组织（WTO）、亚太经合组织（APEC）、太平洋经合会（PECC）等宣称旨在促进跨国贸易网络、消除贸易壁垒、维持贸易公平性的全球或区域性机构，实为强势国家为其农业、科技产品之生产与消费进行全球布局的组织设计。在全球化贸易谈判中，各国政府难以抵挡自上述强势国家输入农产品的压力，经常牺牲农民利益，而以补贴政策维系本国农业。进口廉价农产品让本地农业无利可图；农业产值在全国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急速下跌。

（二）接着发生的是，脱离农业生计的农村人口大量进入都市及郊区工厂谋生，造成都市交通与居住环境恶化。同时在资本炒作下城市屋价飞涨，如此急速加大城乡居民的资产差距，让进入城市的农村人成为房奴。

（三）大量农地被认为无需保留，而被合法或非法转为工商制造业之用。发达国家资本，或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资本，便利用这些脱离农业的廉价土地、劳力，以及不完整的环保与劳工政策之空隙，来生产其供应全球化市场之工商产品。多年来一些公司造成的劳工与环保问题，为此提供一例证。

（四）1980年代以来电子产品、电子商务发展，建立了新的全球产销与消费体系。在此体系中发达国家以“知识产权”为名夺占商品大部分利润，而让从事生产加工的劳工（许多来自农村）与从事初级生产的农渔民皆成为此体系中的弱势者。不但如此，发达国家配合其产品创造全球性消费文化，又赚取了劳动生产者（及生产地国家）在此全球分工体系中之微薄所得。来自农村的工人花半个月薪水买一条利瓦伊斯（李维斯）牛仔裤，或花一个月薪水买一苹果手机，都不知不觉地陷入此造成其边缘命运的全球化体系图谋。

（五）不仅如此，由于两百年来发达国家之工商业发展，以及后来全球性产业与都市化发展，造成近三十年来全球暖化之环境危机忧虑。欧美发达国家以节能减碳、保护全球环境为号召，建立一套由碳权（carbon credit）、碳交易（carbon trade）、碳中和（carbon neutral）、碳汇（carbon sink）、净零（net zero）等规则构成的新全球化体系。在此体系中“绿色环境”创造的物质性与象征性资本，成为可被操弄、交换、投资的金融市场“货币”。发达国家之跨国企业，得以透过“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于造林与森林保育，经减排认证（Certified Emissions Reduction）后，可以抵消其高度工业生产、高度文明生活中的高度温室气体排放。如此，“他们”（发展中国家）可享受其绿色环境及为地球守卫环境，“我们”（发达国家）领导并享受当代高科技文明，如此让文明与环境得以永续发展——这便是许多学者所称的“双赢政策”。

所谓人类环境与文明的永续性，究竟图的是什么永续？难道不是发达国家继其17-20世纪殖民帝国先祖之后，以一套新机制来图谋其全球霸权的永续？无论如何，可预期的是，农业人口较多的发展中国家及其农村、农民，特别是全球原住民与少数民族农村与农民将再度在文明世界创造的此一环保体制下落入难以翻身的社会边缘，而又在前者创造的环保文化麻痹下，接受或满足于自身的绿色宿命。

近三年来，全球新冠疫情、中美贸易战、乌俄战争，对全球化理想造成重大打击。各国纷纷以禁止或管制出口石油、芯片、工业贵金属、棕榈油、谷粮等重要资源，作为打击对手或保障自身生计安全的武器。此趋势，加上异常气候造成的全球粮食危机，让粮食自给自足成为许多国家关注与努力的焦点，并逐渐增长粮食民族主义（food nationalism）之风。在此趋势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又重新思考及规划如何振兴农村经济以提高粮食自给率，鼓励农工返乡、青农下乡以解决长期流失及老化的农村人力，让农村得以吸收城市难以负荷之部分人口。这样，农村及其环境将面对此新一波的全球化/反全球化人类生态冲击。

七、结语

由人类生态角度来反思人类文明与农村的起源，以及历史上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可以让我们（城市公民、受文明教化的知识人）对于自身所处文明有些新的认识，对于自己心目中的农村意象有所省思，因而对所有涉及农业、农村的“改革”“创新”“再造”皆能谦虚而谨慎行事。

对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来说，这也涉及对自身典范学术知识的反思：学术知识与文明是相生相成的，学术创造既支持文明，文明也支持学术与学者。譬如，许多伟大的经典文学、戏剧与历史作品，都在特定时代文明中被创作出来，它们也印证及支持相关文明：我们可以由司马迁所著《史记》与秦汉帝国文明的关系、希罗多德（Herodotus）所著《历史》与希腊城邦文明的关系，史诗《摩珂婆罗多》与印度笈多王朝文明之关系，窥此端倪。

希罗多德作品《历史》书影。图片来源：豆瓣读书。

又譬如，当代考古学出现于19世纪欧洲并非偶然，特别是它所建构的人类文明起源、发展与传播知识，旨在证明当时西欧文明的深厚底蕴（或其底气）来自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罗马等文明，因此考古学不只带有文明偏见，更带有西欧文明偏见。在中国，考古学者透过考古发掘告诉我们文明出现前新石器时代人类村落（聚落）面貌，然而在新石器晚期、三代、秦汉文明出现后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学便极少关注此时已成为农村的人类聚落了。这也反映，考古学的文明偏见。

又如，形成及成熟于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的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其与近代西欧文明的关系更是明显：人类学民族志（ethnography）书写，以“文化”作为其核心概念与主题，描述及解释遥远“他者”为何落后于文明世界的“我们”。“他者”活在受文化、制度框限的“冷社会”（cold society）中得以稳定而落后，“我们”因活在受历史意识左右而渴求改变的“热社会”（hot society）而步上文明。若进一步思考此偏见的由来，是否早期人类学者将与农村、农民长期联结的文化概念，推论至土著身上，以解释其如农村、农民般固守传统而少进步与变化？

无论如何，以上只是一些我正在进行而尚待深入的研究构想或感想，其中涉及的议题及学科很多，或非我能力可完成。因而我谨借此提出这些想法，期与相关领域的学界朋友们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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